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并强调“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这一重大论断站在方法论的高度深刻揭示出，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领导人民完成中国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的根本所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深刻把握“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及其世界意义，对于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具有重要启示。

从历史逻辑看，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两个结合”体现了持续推进与实现飞跃的辩证统一。党的早期领导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就展现出鲜明的“国情意识”。李大钊同志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中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事实上，这里“中国的特性”和“中国的特点”，不仅是指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也包含着历史和文化维度的具体实际。对此，毛泽东同志强调“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在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批评了“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等现象，并要求“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领导党和人民推进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王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