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写《神圣家族》，对人民群众在历史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详细阐述。

《神圣家族》的发表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当时，布鲁诺·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把历史的创造者错误地归结为“精神”“思想”，把改造社会的事业“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批驳道：“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他们宣布理性至上来同人民至上相对立，为的是排斥群众而单独地实行统治。”

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针对鲍威尔等人宣称“‘群众’是‘卑贱’的‘纯粹的无’”和“精神的真正的敌人”等观点，进一步指出，群众“就是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因为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为了进一步批判唯心史观，“彻底清算他们之前的哲学信仰”，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鲜明指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满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需要的资料，“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

19世纪中期，随着工人运动的不断扩大，无产阶级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作指导。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发表《共产党宣言》，阐释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力量，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1871年，巴黎公社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巴黎公社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出的艰苦努力，系统地总结了这一新型无产阶级政权的实践经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将“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打碎”，建立起真正实行多数人对少数人统治的新型国家机器，才能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保证权力始终掌握在人民手中。

然而，当时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质疑。以施达克为首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发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严重混淆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对此，恩格斯在1886年撰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并运用丰富翔实的史料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特别是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恩格斯明确指出：“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

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生涯中，一再强调“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在深入考察人类个体与群体的历史作用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最终科学阐释了人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和执行者，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群众史观，反对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这不仅彰显着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和执政理念，也深刻阐明了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反映人民意愿、保障人民安全，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崭新篇章。(张洪钰)